永州日报讯  记者 田人 通讯员  毛激流

陶铸故居俯瞰 潘华  摄

一

永州人喜乐湘南之山，这里的山大多在平地上突然站立，一根根于云天之下，不失伟岸。永州人喜欢这样的伟岸。不亢不卑的永州人习性，乐于生活在一种不亢不卑的环境中，对未来永远充满最美好的向往。

今年4月14日，我们去祁阳采访永州市十大杰出党史人物陶铸，来到了陶铸故居石洞源。这是一座典型的湘南之山：不高，却蛰伏如一条龙，展跃跃欲飞之势。山前水光潋滟、风光旖旎、桑麻鸡犬，宛如晋人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

我们问陪同采访的中共祁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晓毛索要来一本《闻道浯溪水亦香》的纪念文集，是陶铸诞辰八十周年中共祁阳县委、祁阳县人民政府编撰的一个读本，记录了陶铸的许多往事。

王晓毛用祁阳方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陶铸的少年故事：“1918年7月21日下午，10岁的陶铸和哥哥陶耐存正在梅溪跟随私塾先生李青尘念书。一个中年人匆匆忙忙跑了进来，伏在李青尘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惊得李青尘把书掉在地上，一改往昔的斯文，竟然嚎啕大哭起来。陶铸懂事地走到老师面前，看着老师伤心欲绝的样子，也跟着哭了。李青尘将陶铸搂在怀里说：猛子，你爸爸今天中午被县团防局以‘通匪’罪杀死在县城王府坪。兄弟两个听到爸爸被人杀死了，哭得更加伤心。李青尘拿出几块光洋递给报信的中年人：‘你带他们两兄弟先回石洞源，我安排好私塾和家里的事就赶过去吊孝。’他叮嘱报信人：‘一定要安全把两个孩子送到家，半路上莫节外生枝。’三人跋山涉水抄近路，好不容易越过灯盏窝，过杨家台回到家里。从下午忙到深夜，家里人在疲倦中都静静地入睡了，只有母亲陶董氏坐在一边伤心地流着泪。”

关于这段历史，中共祁阳县委原副书记黄承先在《陶铸的故事》里有过详尽的描写：“陶铸和哥哥陶耐存趴在爸爸的棺木上哭了一阵后，陶董氏将兄弟俩喊到身边跪下，从一个蓝色包袱里拿出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色对襟短衫，哭着说：‘这是团防局局长黄子珠和军需官王信之杀害你们爸爸的血证！这件衣服要永远供奉在你们爸爸的灵牌前，这个仇，你们长大后一定要报，不报者，永不为陶家子孙！’”陶铸含着眼泪问妈妈：“这些坏人为什么要杀死爸爸和叔叔？”

陶文荪、陶浚、陶玉芝等陶氏亲属对陶铁铮和陶镕生的被害回忆说：1918年4月，石洞源来了一伙土匪，领头的叫游年宝，扬言要石洞源的乡民交钱交米，如果抗拒不交，就烧了石洞源。陶铸的父亲陶铁铮毕业于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曾参加过同盟会，担任过湖北都督府理财部煤务转运官。由于看不惯官场贪污腐败，回乡创办了文昌阁小学，任语文、体育教师。陶铁铮在同盟会跟人练过武术，乡民为了安全，推他出面，以陶氏族公名义杀鸡捞鱼招待游年宝一伙喝酒吃饭。陶铁铮见游年宝等人都是饥寒交迫的贫苦人，有心把游年宝拉过来为同盟会所用，因此，两人谈得特别投机，并杀白鸡喝血酒结为异姓兄弟。过了十多天，县团防局清乡，与陶铁铮积怨已久的当地豪绅李有定、刘玉贵为达到陷害的目的，花了1500元大洋，贿赂黄子珠，写状纸诬陷陶铁铮私通土匪，祸害百姓。黄子珠看见白花花的大洋在手，立即派人前往石洞源，连同其弟陶柏生一起逮捕押回团防局审讯。陶铁铮的三弟陶镕生正好从潘家埠回来，看见两个哥哥被抓走了，连夜从祁阳赶往长沙，找到在长沙兑泽中学当校长的姐夫杨文青求助。杨文青通过关系，写了书信递交省政府，说明陶氏兄弟惨遭诬陷的理由，省政府随即下达释放陶氏兄弟的电令。黄子珠受了贿，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于是，和军需官王信之商量，决定采取瞒天过海、先斩后奏的毒辣手段，于1918年阴历6月14日午时，将陶铁铮、陶柏生兄弟杀害在祁阳县城边的王府坪，时年，陶铁铮31岁，陶柏生27岁。

陶铁铮惨死后，陶家没有了生活来源，像海里的一叶孤舟在摇晃。年长陶铸两岁的陶耐存不忍看见母亲为了钱米之事遭人白眼，便带着陶铸到祁山背杉树、卖了换钱，给母亲补贴家用。为了让陶铸两兄弟继续上学，陶董氏借东家还西家，债台高筑，幸好有姐夫杨文青帮助，左亲右邻相助，一家人的生活才得以勉强维持。血泪家史，艰苦生活，促使年少的陶铸不断努力学习，在劳动之余，坚持读完《水浒传》《三国演义》《百家姓》和唐诗宋词等书。

二

年少时的记忆最是难忘，特别是那种痛彻心扉的记忆。

陶铸的外甥女刘曼华曾跟随在陶铸身边十年，聆听舅父多次说起过年少时的悲惨往事：当地豪绅李有定、刘玉贵在残害陶铁铮阴谋得逞后，又想到斩草除根，要加害陶铸、陶耐存，幸亏游年宝暗中派人保护，两兄弟才相安无事。

失去了父亲的陶铸在忍饥挨饿中学会了坚强，又在坚强中学会了隐忍。陶铸14岁那年，豪绅李有定串通阳明山的土匪来洗劫陶家，正好赶上在武汉做木材生意的本族叔父陶瑞卿回到石洞源。陶瑞卿得到消息，立即前往陶家告诉陶董氏，陶董氏央求陶瑞卿说：“李有定要把铁铮一脉赶尽杀绝，请看在我们都是家族人的份上，求你带猛子离开石洞源，给铁铮留点血脉吧。”面对陶董氏的哀哀求助，陶瑞卿决定即刻启程，带陶铸前往武汉。

王晓毛向记者介绍：“陶瑞卿经营的‘瑞森祥木记’设在武昌白沙洲木排上，后来，转到安徽芜湖。陶铸跟随陶瑞卿东奔西跑，在木排上当学徒。他和陶瑞卿的儿子陶炳炎年龄相仿，两人在木排上学着记树码、招待客商、煮饭、烧火之类的杂活。陶铸喜欢学习，常常手不释卷，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借来很多武侠书，《七侠五义》《小五义》《杨家将》都是他最爱看的书籍。

新中国成立后，陶炳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猛子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看到引人入胜的段落，就会情不自禁地模仿人物的动作，一招一式，打得有模有样。我们两个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经常会听见他在梦里喊‘砍死黄子珠’的梦话。”

陶炳炎还说：“猛子不仅喜欢看武侠书，也喜欢看《儒林外史》《秋水炫》，遇上不懂的疑难问题，就会找一个叫刘嘉博的人请教。刘嘉博读过很多书，有学问，在芜湖经营木排生意。来他这里谈生意的客商很多，忙不过来时，就招呼猛子过去帮忙。有一天，刘嘉博和我父亲陶瑞卿坐在木排上喝茶闲聊，刘嘉博说：‘你的这个族侄勤奋好学，聪明能干。’父亲对刘嘉博拱拱手，问：‘先生饱读诗书，您认为我这族侄将来能干什么？’刘嘉博呵呵一笑，起身走到猛子身边，捏捏他的肩膀，说了八个字：‘器宇轩昂，国家栋梁。’父亲一听，惊得合不拢嘴。他不敢相信，随他出来奔活命的陶猛子，日后会成为国家栋梁！但父亲也认为，读书人都是文曲星下凡，说得在理，因此，对猛子的关心又多了一些。”

黄承先在陶铸诞辰110周年时编撰过《陶铸的故事》一书，在接受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喜欢读书的陶铸深得刘嘉博的喜欢，每到晚饭后，就把他喊到木材行教他写字和写作文。陶铸的毛笔字和作文进步很大，但怎么才能报杀父之仇？怎样才能让穷人不再受苦？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一个晚上，刘嘉博让他陪自己散步，在闲谈中，陶铸将这些想法全盘说了出来。刘嘉博听后，若有所思地说：‘猛子，你不是做生意的料，要想报仇，只有拿起枪杆子打天下。’他指指南方道：‘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招生在即，你去报考吧，所有的理想、抱负，将来都会实现。’陶铸问：‘黄埔军校在什么地方？’刘嘉博告诉他，黄埔军校在广州，距离安徽很远，全国很多的热血青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聚集在黄埔军校。”

刘嘉博的话无异于黑夜中的北斗星给懵懂的陶铸指明了实现愿望的方向，他很惊喜，也很开心。当他想到要去遥远的广州，自己身上没有盘缠做路费时，黯然失色的心情不知不觉流露了出来。刘嘉博看在眼里，他和蔼地说：“只要你决定动身，我给你足够的路费。”

世界是自己活出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诗意的世界，充满美好。

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场景：由石洞源到芜湖，太阳挂在头上，丝丝缕缕的白云被风吹得像咬在一起，陶铸来到刘嘉博的木排行，没等陶铸开口，刘嘉博说：“决定去黄埔军校，这十八块光洋你拿着，考中考不中，给我写封信。”这时的陶铸一定有一种自父亲被害后从未有过的无比愉快，他一定觉得这个时间是一个无比可爱的时间，是一个可爱得像孩子一样的时间，回顾自己的经历，在老师和父母的教育中长到了这么大，他先前想，长成一个永远的孩子好，可是他现在不想，他只在想：如何很快长大，很快去为父亲和叔叔报仇！他一定要志在未来！

陶铸去广州黄埔军校，除了刘嘉博送的十八块光洋外，陶瑞卿也在给他凑钱。陶炳炎回忆：“1925年，陶铸第一次报考黄埔军校时，由于数学成绩太差，没能被录取。在同乡的介绍下，在黄埔军校入伍生营部担任司书，并半工半读，自学和补习数学。后来，司书职位被人挤掉，陶铸只好再次回到武汉。这时，我父亲在芜湖的木业生意失败，也回到白沙洲准备重振生意，陶铸就吃住在我家。呆久了，陶铸想出去找工作。我父亲介绍他到汉阳鹦鹉洲竹木厘金局当稽征员，负责开大票，每月工资十多元。”

有一份历史资料这样记载陶铸思想的转变：这时的陶铸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等，扩展了陶铸的视野。8月的一天，陶铸来到中华大学，演讲者萧楚女慷慨激昂的演讲打开了陶铸的心扉。萧楚女参加过武昌起义、五四运动，曾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在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萧楚女说：“当前社会衰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就在这时，两位同乡到武汉找他，告诉了他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陶铸听了心里更是豁然开朗，于是，他下定决心到大革命的中心黄埔军校去，便立刻辞去了厘金局的工作，经过几天的颠簸，到达广州。

1926年初，满怀壮志的陶铸投身国民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他第二次报考黄埔军校，被录为第五期生，受训4个月后，升入军官班，编入第一学生总队第三大队第十五队。10月，由陈葆华、赵世嘉、詹不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三

南昌，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不同于霓虹灯下的夜上海的国际性，因为“八一”南昌起义，南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英雄之城，因此，英雄城是戴在这座城市头上永闪光芒之冠。

陶铸来到南昌城时，已是1927年7月，他的身份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部副官，第十一军军长是北伐名将叶挺。

1927年8月1日注定载入史册。从这一天起，星星之火开始了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红遍中国大江南北。陶铸的妹妹陶花妹回忆说：“大革命惨遭失败，党中央决定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叶挺在九江连夜召开连军官以上会议，传达党中央率部开往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这时，陶铸已改任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第二营特务连连长。回到连里，陶铸立即召集全连党员传达会议精神。”

8月1日凌晨，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一个黑暗时代的夜空，陶铸和连指导员萧克右手高举驳壳枪，脖子上系着红领带，左臂扎上白巾，带领部队冲锋陷阵。《萧克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战斗场面的，萧克将军写道：“我和陶铸带领特务连负责解决驻扎在匡庐中学里的第六军五十七团团部，我带一个排从右翼穿插包抄，陶铸带领两个排从左翼包抄，敌军想从正面突围，被三挺机枪封锁台阶，无路可逃，只好乖乖地举手投降。起义的第二天，陶铸调任二营六连连长。”

8月，骄阳似火。连续十多天顶着太阳行军，人走乏了，脑袋就变得昏沉沉的，脚变得软绵绵的，感觉行走在云雾上。陶铸是一个永远不知道疲倦的人，站在宣传队里，顶着烈日，冒着酷暑给战士们做宣传，鼓动战士们迈开大步朝前走，在南下广州的路上奋力前进。随后，陶铸参加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在广州城内打响广州武装起义第一枪。经过南昌起义、广州武装起义的革命战斗洗礼，陶铸坚定了只有枪杆子才能打天下的思想。广州武装起义失败，陶铸决定回到湘南打游击，建立红色武装根据地。

王晓毛向记者说到陶铸回到祁阳的一个细节：“一天早晨，陶铸在罗口门街边的小摊上吃米粉，一个人用一个硬物顶住了他的背脊骨。陶铸脑袋一懵，在心里说，完了，刚一回来就被盯上了。就在他琢磨如何脱身时，来人变着嗓门压低声音道：‘站起来，老老实实跟我走。’对练过功夫的陶铸来说，起身是最好的脱身，他想趁机快拳出击，求得解脱。对方似乎看出了他的用意，附在他耳边仍然小声地说：‘好你个猛子，竟然敢在大街上现身，就不怕反动派抓你？’陶铸听着这声音很耳熟，一下子想不起是谁，侧过身来一看，竟然是小时候在石洞源一块玩耍的申庆礼。他一拳打在申庆礼的肩膀上说：‘你个死家伙，吓我一大跳。’接着问：‘你怎么认出我来了？’申庆礼答非所问：‘听陶炳炎回来说，你从武汉鹦鹉洲去了黄埔军校？’紧接着追问：‘黄埔军校有国民党、共产党，你入了哪个党？’陶铸没有接话，而是把面前还没有来得及吃的米粉推到他面前，低声说：‘快吃，找一个偏僻的地方说话。’吃完米粉，两人离开罗口门，陶铸告诉申庆礼，到广州考上黄埔五期生后，先加入了国民党，几个月后，在陈葆华等人的影响下，又加入了共产党。申庆礼对陶铸说：‘我也是共产党员，刘东轩从常宁水口山回到祁阳担任县委书记后发展我入党的。’小时候的朋友也成了共产党员，陶铸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他对申庆礼说：‘快点带我去见刘东轩同志，我迫切要找到党组织。’”

在《祁阳文史》一书中，我们查到一份关于陶铸在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回到祁阳的资料，记载：陶铸经乐昌，翻越九峰山回到祁阳，并与祁阳党组织负责人刘东轩取得联系。1927年10月，刘东轩受湖南省委指派来到祁阳，化名钟德贵租住在县城油屋街，以卖药行医为公开职业，人称“钟先生”。陶铸以看病为由来到油屋街同刘东轩会面。刘东轩听取了陶铸的汇报，鉴于当前形势紧张等问题，让陶铸改名陶磊，以收购茶饼为名，协助刘东轩恢复和发展祁阳党组织。

金玉楼笔墨店位于祁阳县衙前街，是祁阳县城装修最为豪华的店面。老板叫江徽，大革命失败前加入党组织，是大革命时期县总工会委员，第一区第一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刘东轩带陶铸来见江徽，主要是谈如何搞枪拉人上山打游击。他们走进金玉楼笔墨店，见十多个伙计忙不清，刘东轩就打着呵呵问一个伙计：“江老板在不在？”伙计应诺道：“在，我就给您喊。”刘东轩摇摇手，指指陶铸说：“我这个朋友想看看贵店精制的狼毫毛笔，我带他去见江老板，顺便讨一杯茶喝。”两人撩开帘子进了后堂，江徽闻声正要出来，碰了个正着。刘东轩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双方的身份，陶铸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向江徽交代当前祁阳县党组织的斗争任务，他说：南昌起义和广州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劳苦大众觉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已经抓住了枪杆子，有了自己的军队。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将几千人马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开辟了红色根据地。为配合井冈山的对敌斗争，祁阳党组织要尽快占领四明山，同阳明山的周文农民自卫军联合起来，形成相互犄角，狠狠打击敌人，再寻找时机前往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汇合。

对革命没有激情就不会有强大的创造力。

在陶铸纪念馆采访时，讲解员桂胜利讲了一个故事：1928年1月15日夜晚，呼啸的寒风夹着雪花，县城东郊徐家院迎来了三十多位稀客，他们各自裹着厚厚的棉衣，雪花飘在他们的脸上，却谁也没有觉得冷，每个人心里都满怀着激情，像是去改天换地一样。

徐家院的主人徐文生是一位开明的私塾先生，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当外甥申维善与他商量在他家里秘密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时，徐文生非常高兴，说：“到时我给你们多烧几盆炭火，帮你们观风。”代表们陆续走进堂屋，几盆炭火吐着红红的火苗，代表们带着激动与喜悦的心情，满屋子都热气腾腾，没有丝毫寒意。

中共祁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雷驰风对这次的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做了深入调查与研究，他告诉记者：当时怕引起注意，会只开了一个多钟头。很快选举产生了中共祁阳县委，刘东轩任书记、李用之任组织委员、陶铸任军事委员兼青年委员，申维善、陈宏志、黄履常分任工运、农运、财务委员，宋慕之、江徽为候补委员。会上，刘东轩传达了党中央汉口“八七”紧急会议决议。陶铸还讲解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强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军事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工农兵苏维埃的路，建立红色政权的思想。陶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李济深、唐生智双方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蒋介石占据东南地区，桂系控制安徽、两湖到广西一线，势均力敌，蒋桂必有一战。军阀混战有利于工农革命，我们只有拖枪带人上四明山建立根据地才是出路。

四明山处于零陵、邵阳、衡阳三个地区的交界处，属于三不管的地方，陶铸建议，先搞暴动再上山，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会议不久，刘东轩接到中央传来“立即暴动”和湖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各地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陶铸利用在黄埔军校学到的战术战略，制定了祁阳县城区“除夕大暴动”的行动方案。一、在没有枪支的情况下，抓紧赶制梭镖、大刀，以在进攻团防局、警察局时做进攻武器；二、在除夕夜（公历1月22日），利用反动军政人员的麻痹思想，36名党员全部出动，用老虎钳剪断电讯线，打灭“十户灯”即当时城区街上每十户悬挂一灯照明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以解救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宗旨；三、利用时机，冲击团防局和警察局夺取枪支，实行武装革命。

资料图片：松树的风格

四

厦门，别称鹭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

1929年春，受党的委派，陶铸到厦门福建省委任军委秘书，协助省军委书记王海萍领导全省的武装斗争，同时，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厦门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市委书记、团省委书记，以及30多位厦门地区的工人运动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这些人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党组织指出，不论牺牲有多大，一定要救出被捕的同志，营救任务落到福建省军委秘书陶铸的身上。

厦门市党史办原副主任卢茂材在《陶铸同志在福建的革命活动》这篇文章中写道：陶铸由内线得知，当时我方被捕人员遵照福建省委指示，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在狱中坚持斗争。根据这个消息，陶铸分析认为，如果里应外合，把狱中战友安全营救出来的把握是很大的。此时，省委接到密报，国民党方面已准备把被捕人员押往福州。情形突变，省委连续召开了5次会议研究，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进行营救，并委任陶铸为武装劫狱行动总指挥。陶铸立即部署对监狱进行侦察，获取的情报是：监狱警卫队共36人，监狱里面有卫兵4人，分别部署在三个地方。监狱铁门外面是一个天井，看守的哨兵平时都不带枪，只有监狱长配带手枪，他主要在天井西边的小楼上办公。探监时间规定在每周三、六两天，只要暗地里给看守和卫兵一些钱，谈话时间不限，甚至还可以把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送进去。为进一步核实，陶铸亲自带领准备参加劫狱行动的队员以探监为名，分多次进入监狱进行实地侦察，把监狱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大家讨论后认为，劫狱行动必须立足于一个字：快！而且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只能在援敌赶到前20分钟内结束，才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转移。从4月下旬起，陶铸就和11名队员在鼓浪屿进行了为期4周的秘密训练，经报省委同意，将劫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天，国民党军警机关放假。而且当天到监狱附近南普陀寺上香的善男信女很多，有利于掩护撤离。接应的其他队员则化装成游客、小摊小贩等，在劫狱前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负责接运出狱人员的两只木船，也悄悄停泊在监狱附近直通渔港的石堤边。

翻开黄承先《厦门破狱》一文，他对这段历史这样描述：陶铸带领行动队的11人到监狱门前，随即分为2队，其中一队6人为内队，分别以探监和找同事为名混入监狱，争取骗开监狱大门和牢门。另外5人是劫狱的主攻队，为外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口的警卫和可能出动的警备队。一切准备就绪，陶铸向内队发出行动信号，两人一组，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副监狱长发现我方一名队员行迹有些可疑而动手搜查，另一名队员立即一枪将其击毙，同时还一枪打死一名想抵抗的看守。在内队冲入监狱时，陶铸和外队的5名队员击毙了执勤门警，迅速冲进县政府大门，陶铸开枪打死警备队长和另一个警备队员，失去指挥的30多警备队员四散逃命。冲进牢内的队员，钳断了牢房的铁锁，40多名被捕的同志立即一个跟一个冲出牢门，整个行动仅用了10分钟。分布在县政府附近的接应队随即出动，每人带领三五名越狱者迅即撤离，乘船前往闽西根据地，整个营救，击毙敌军警多名，自己无一伤亡而震惊全国。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1988年回祁阳时接受采访说：“爸爸在完成劫狱任务后，装扮成一位阔气的游客进入南普陀寺，观察敌人的动静。当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警冲进南普陀寺搜捕可疑人员时，爸爸正巧遇见一位在厦门国民党政府机关做事的祁阳老乡，两人若无其事地聊天，一点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从容地离开了现场。1956年，由爸爸策划的惊心动魄的厦门劫狱被拍成《小城春秋》的电影，再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资料图片：1947年陶铸在辽吉军区

五

1933年3月，陶铸领导的闽东各县游击斗争广泛开展，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王明主持的上海中央局发来临时通知，让陶铸“立即前往上海，另有任用。”

黄承先说：“刚抵达上海不久的陶铸，便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抓捕，随即又从上海监狱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关押。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1937年8月初，中共中央和红军代表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在南京设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李克农任办事处处长，办事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关押在狱中的同志。”

查阅资料发现：国民党虽然口头上答应释放政治犯，实际上仍然秘密关押着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如果不拿出真凭实据来，国民党就不会承认，更别说放人。因此，李克农的主要工作就是多渠道、多方位搜集我党干部被关押的地点和名字，其时，有些同志为了不暴露身份使用了化名，无疑给情况摸底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便于工作，李克农搞来一套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制服和肩章，又印了“陆军第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的名片，摇身一变成了国军的高级将领。在只看官衔不看人的国民党官场，李克农这招的确行之有效。因而，李克农经常带着几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到某监狱，要过人家的花名册就翻，看到眼熟的就保释，正在中央军人监狱坐牢的陶铸就是这样被李克农救出来的。

李克农和陶铸曾打过一架，王晓毛有趣地说：“李克农大智大勇，陶铸非常佩服，出狱之后，专程到南京办事处打算会会李克农，当面表示道谢。不巧的是，那天李克农又出门救人去了，俩人就没遇上。后来，陶铸被派到中共湖北工委工作，却意外地跟未曾谋面的李克农相遇而打了一架。”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董必武会馆内，是中共长江局的秘密据点。为防止敌人搞破坏，除少数机要人员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设有电台的二楼。一天傍晚，陶铸从湖北省委过来有急事找周恩来，因为经常来，门卫认识就放行了。陶铸进了门就“噔噔”地往二楼跑。时任长江局秘书长的李克农来检查保密工作，在夜色中看见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正往二楼跑，以为混进了坏人，立即迎上去拦住问：“你找哪个？”陶铸不认识李克农，一见有陌生人出现在长江局内部二楼门口，非常警惕，说：“我谁也不找，进去看看。”边说边往里走。李克农一看就急了，走上前去抓住陶铸的胳膊往外拉。陶铸也急了，就把李克农往旁边推，两个人在走廊里推推拉拉你一拳我一脚厮打起来。李克农照面给了陶铸一个横扫千军，打得陶铸眼冒金星。陶铸也不是好惹的，一招顺手牵羊，一巴掌打在李克农脸上，把眼镜也打飞了，李克农成了睁眼瞎，只能乱抓一气。陶铸见状，立即掏出手枪，打开保险。就在这关口，打闹声惊动了周恩来。他拉亮走廊上的电灯一看，中共湖北省委领导陶铸用枪指着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周恩来大喝一声：“你们在干什么？”李克农一听周恩来的声音说：“这个人来历不明，非要上二楼，快喊警卫把他抓起来！”周恩来这才知道是二人发生了误会，笑着把双方做了介绍。二人才知道，大水冲到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李克农与陶铸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以后，两人一见面说起此事，就乐得合不拢嘴。

六

北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

人类留下的每一处文化遗产都是这片星空下最美的历史。

我们曾漫步天安门，在那里沐浴阳光，感受这座古都经历的风云激荡；也曾在这座古都的大街小巷匆匆穿梭，聆听这座古都娓娓述说的往事。

似乎觉得每一种生命都在用力活出自己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生命所有的努力，其实只是为了把自己看见的世界抽空一点，不让这个世界堆积的思绪那么多而过于沉重，被留下来的那少部分，就是我们要铭记的历史。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毛主席命令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平津战役。同时电令第四野战军，力争通过谈判，实现和平接管北平，保护百姓和文物古迹，这是对人民和历史的尊重。

1949年1月16日，陶铸受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委托，化妆成教书先生，乘吉普车从通县出发，秘密进入北平与傅作义举行谈判。22日清早，在东交民巷的“华北剿总”，陶铸先会见了傅作义的好友、“华北剿总”副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总司令邓宝珊。邓宝珊以前在延安见过毛泽东，早就心向共产党，因此他把前几次谈判失败的情况如实告诉了陶铸，与陶铸交换意见后再带他去见傅作义。陶铸一见面就说：“现在，我军把你们重重围困，若非考虑到北平城内广大老百姓的安全以及众多的古建筑，我们的炮火足够把北平炸翻10次，试问你们活路在哪?难道你们愿意让无数的士兵充当炮灰，让古老的北平夷为平地?若此，你们的良知何在?”

文字资料是再现历史的另一种工具。为了再现北平和平解放的真实，我们不断从资料中寻找点点滴滴，发现：在谈判前，傅作义是有一种心存侥幸心理的，他幻想着依靠北平、天津的坚固城墙，借此和解放军做长期对抗。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于1947年11月15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辽沈战役紧张进行时，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人秘密进入天津会见傅冬菊，传达党的指示，要求她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立即来到北平，找到父亲，明确告诉父亲，她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和父亲谈过多次，不时把解放区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同时，傅冬菊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正确判断、制定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整个平津战役期间，傅冬菊始终工作在傅作义身边，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曾高度评价过傅冬菊在和平解放北平中发挥的作用。傅冬菊说：“爸，您看，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仗打成这样，您还幻想有什么转机？”傅作义叹了一口气不说话。傅冬菊继续说：“杜聿明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他现在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您啊，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在陶铸纪念馆，桂胜利指着陶铸在北平的照片说：经过傅冬菊周旋，傅作义同意与陶铸正式谈判。谈判快结束时，陶铸对傅作义说：“按照双方协议规定，应立即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同志为办事处主任，另指定我、徐冰和戎子和同志为委员，傅先生方面的三个委员请你们定了后告诉我。”傅作义当即指定周北峰、郭载阳和焦实斋参加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工作。这样，一个处理北平解放后有关军队、行政、财经、文教、卫生等方面的交接善后工作的联合办事机构正式成立。22日，“为迅速缩短战事，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的《协议》条文在报纸上正式公布。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叶剑英、陶铸等等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委员，在前门箭楼上欢迎入城部队、观看入城仪式。雄伟庄严的解放军步、骑、炮等部队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地向各个主要街道行进。

人民奔走相告，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随后，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和平起义，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陶铸铜像 潘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