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理学，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名。道学，以当时流行称谓、且《宋史》有《道学传》而名。又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至南宋末期被采纳为官方哲学。理学的出现对后世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诞生于道州营道（今永州市道县）楼田堡的周敦颐被后世尊为理学开山鼻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程颐、程颢）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谥号元公，世称濂溪先生。原名惇实，为避宋英宗讳，改名敦实，又改敦颐。周敦颐早年在故乡月岩读书悟道，后因父亲早世，随母赴京城依舅父郑向接受教育，并受郑向之荫走上仕途。一生虽仅做州县一类小官，但于义理之学，深有研究，卓有建树。其公务之余，兴教讲学，影响甚大。特别是程颢、程颐拜其为师受业，日后发扬光大，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壮大。

周敦颐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广泛研究的课题。经程颢、程颐继承发展，到朱熹集大成，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理学，成为宋元明清时期的统治阶级思想。

徐霞客在《楚游日记》里说“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在祁阳。愚溪为柳子厚所谪贬居地，在永（州）。濂溪为周元公所生，在道州。”“浯溪之‘吾’有三，愚溪之‘愚’有八，濂溪之‘濂’有二。有三与八者，皆本地之山川亭岛也。‘濂’则一其所生在道州，一其所寓在九江，相去二千里矣。”“濂溪”不仅仅是两条溪流的名称，更是周敦颐本人的名号。濂溪理学，是中国儒学的正宗一脉，影响中国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道县楼田堡，乃濂溪故里，一代圣哲诞生于此，悟道于此（月岩），从这里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濂溪风范，长存天地之间。

第一节 月岩悟道

道州是历史上的边远散州，大致辖今湖南省永州市南部六县，属南岭地区。四周高山环绕，中部岗丘起伏，平川交错。东南有九嶷山，南有铜山岭，西有都庞岭，北有紫金山。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150多个，且多与邻近山脉连成整体，其中韭菜岭，海拔2009米，为永州境内最高峰。整个地势从四周向中间倾斜，呈盆状结构，亦称道江盆地。

这里自古是南岭蛮族聚居之区，《汉书》说“县有蛮夷曰道”。先秦时期，即为驻军之地。秦始皇开拓岭南，为“五岭都庞之戌”，以大军驻营而得名营浦、营阳、营水等。后衍为营道、道州，建郡置府历史千年有余。福岩洞、玉蟾岩考古发现，表明道江盆地是上古人类生存之地、中国和世界稻作文明之源；象封有鼻和舜帝南巡，在这一区域播散了远古道德文明的种子。秦汉以来，蔡邑、元结、吕温、阳城、寇准，或因避祸，或因为官、或因贬谪，纷纷来到这里，留下自己的足迹。特别是唐代诗人元结，曾两任道州刺史，写下《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忧国忧民的诗篇。阳城任道州刺史，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上书奏请罢除隋唐以来施行的“倭奴贡”，让道州民感激不尽。还有北宋名相寇准，谪贬道州，心系民生，在潇水河边筑“太平楼”——心忧天下望太平，在百姓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从道州走出的最有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是诞生于濂溪楼田堡的周敦颐。他出生于斯，成长于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启蒙时光，汲饮濂溪井，徜徉濂溪河，登道山，游道岩，甚至往返十几里到都庞岭脚下的月岩洞私塾读书悟道，为后来开启宋明理学打下人生的根基和底色。

道州境内与周敦颐相关的景物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道州城内的濂溪书院、濂溪祠和状元山，道州城外的濂溪故里、圣脉泉和道山，以及濂溪故里以西的月岩。

濂溪书院和濂溪祠都是后世为弘扬周敦颐理学思想而修建。状元山因宋代代邑人吴必达中特科状元而得名，其山势如同金鸡独立，一峰挺拔，十分秀丽。宋代著名诗人陆游题之为“诗境”。周敦颐早年或曾游历此山。

道山是濂溪故里的核心。这是一座并不十分高大的山峦，但因为位于一片广阔的田洞之中，而十分显眼。山如瑞兽蹲伏，因此亦称豸山。虽为石山，但树繁林茂，修竹青翠。沿着崎岖的小道登山，一路可见奇岩怪石，古寨石刻。半山腰的有溶洞，曰道岩。立于道山顶峰，放眼而望，山下的村落仿如一条长练，连接着左右两头的龙山和豸岭，前后都是一马平川的沃野平畴。阡陌纵横，道路四通八达。从都庞岭流淌而来的濂溪河水，蜿蜒于田园村庄，如诗似画。

楼田堡周家大院，背倚道山。二百多栋房屋成带形分布，巷道交错，庭院深深，一律的青砖灰瓦，一律的飞檐翘角，高耸的风火墙；天井明亮，排水顺畅；雕梁画栋，窗牗精致。建筑年代，起自唐代，存留的以明清时期为主，直到民国、现代，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南方民居聚落典范。

村东头山脚，石窦涌泉，即为著名的濂泉，亦名濂溪井，是楼田堡居民日常饮水之源。溢出之泉，蜿蜒二三里，汇入门前濂溪河中。因为周敦颐的缘故，此井被称为“圣脉泉”。

周敦颐的曾祖父周从远，武进士出身，官至马步军指挥使，驻军道州，见楼田堡风景秀丽，田洞广阔，离城也不远，便在此择地筑屋安家。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初任黄冈县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升为贺州桂岭县令。因为性情淡泊，不到二年时间，即辞官归隐故里，以教书授徒、培养子侄为业。

周辅成初娶唐氏为妻，生子周砺。唐氏病故，继娶郑氏。郑氏是河南开封人，父亲郑灿，曾在四川成都任过左侍禁的官职，移居湖南衡阳；兄郑向，为龙图阁学士，博古通今，时任兵部侍郎。郑氏婚嫁周辅成后，勤俭持家，尊敬兄嫂，友爱弟媳，对周辅成前妻之子周砺视同已出。郑氏先后生一女两子，女居长，名季淳，贤慧秀丽，嫁与进士陆若瑜为妻，婚后不到一年病故，次即敦颐，再次敦贲，4岁时夭折。

周敦颐出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五日，原名惇实，为避宋英宗讳，改名敦实，字茂叔。从小聪明伶俐，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超出实际年龄。4岁时即能背诵几十首唐诗，五岁时，父亲与几位兄弟一起闲坐聊天，欢度重阳佳节，其时秋高气爽，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稻禾金黄，村前的五个土墩子，引起众人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之命名，但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名称。这时，正在一旁玩耍的小敦颐脱口说道：这五个土墩就像五颗星星，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水星，北边的叫金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就叫“五星堆”。众人为之拍手叫好。这个命名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一个传奇。

最为后世乐道的，是周敦颐在月岩读书悟道。

月岩是大自然的杰作。与永州众多其它的“岩”不同，月岩不是一处典型幽深溶洞，而是一个塌陷型坑洞，它的奇特之处在于，除了天坑的上下落差之外，两端山腹间又有贯通的岩洞，由此形成了一岩三洞的奇观。清宗绩辰《道光永州府志》有如下记载：

濂溪以西十五里，营山之南，有山奇耸，中为月岩。旧名穿岩。其距州约四十里焉，岩形如圆廪，中可容数万斛。东西两门相通，望之若城阙。中虚其顶，侧行旁睨，如月上下弦，就中仰视，月形始满，以此得名。岩前奇石如走猊伏犀，形状不一。相传周子幼时，尝游息岩中，悟太极，故又称太极岩。有书堂在岩内，石壁环之。

因为自然天成的原生条件，邑人在此开办私塾。北宋以文立国，宋真宗亲自写《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莫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车限，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国家提倡，民众响应，中央有太学、国子学、律学、算学和书学等，地方则有州学和县学，学院和私塾也幸运而生。

楼田堡距月岩7公里，不算太远。周敦颐6岁开蒙读书，聪明好学，悟性极高，遇到问题，盘根究底，进步很快。13岁，即已读完《四子书》（南宋以后改称《四书》）、《春秋》《左传》《书经》《史记》，重要章都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立意新颖，别有见解。14岁顺理成章进入月岩私塾，以求提升。

在这里，对天地万物充满了好奇之心的周敦颐，第一次感悟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并被月岩的奇特构造深深地震撼。望着这个东西洞门对峙、当中顶虚、天光直透的洞穴，一定会产生一种旋晕的感觉，兴奋地由西而东、由东而西往返穿梭，与所有到此探秘的人一样，忍不住要认真探究“一洞三月”的神奇变幻。比如从西洞门进入洞内，仰望岩顶，明月一弯，形如娥眉，为“上弦”之月；再往前走，“月亮”由缺而圆，至洞中，岩顶明亮，便是皓月一轮，称为“望月”；再继续往前走，“月亮”由圆而缺，到东洞门，回头仰望，又是娥眉一弯，为“下弦”之月。如此循环往复，饱含天机。

周敦颐“睹此而晤太极”（宋·度正《周敦颐年谱》），绝非全然出于后世理学家为神化宗师而作的附会。一个人童年的经历、故土的滋润，必定对其心灵成长产生巨大的作用。大自然对人生智慧的启迪，绝对有理有据。

周敦颐后来绘“太极图”、撰写《太极图说》，用图式和文字将宇宙发生、发展过程进行抽象概括，其主要内容固然来源于儒家经典《周易》和《礼记·礼运》，并吸收道家方士修炼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图》中的《太极先天图》内容。但其早年在月岩感受到的那一轮虚幻的“月亮”，“动静相参”“阳变阴合”，也早已深植于他丰沃的心田，悄悄地生根萌芽，只待破土而出的时日到来。

月岩悟道不只是一个传说，其间包含着既朴素而又玄奥的人文哲理。后世的猜度传闻与其说是一种无端的附会，不如说是一种文化上的指认和指归。月岩，正是一个恰当而贴切的载体与象征。

第二节 爱莲之说

周敦颐为人熟知的名篇，是不足120字的美文小品《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说”是一种议论文体，既可说明、记叙事物，也可发表议论，都是为了表现作者的见解，说明寄寓的道理，大抵以景观说义理。《爱莲说》以莲作喻，寄予君子之志，尤见得其义理中一派正大气象。这是周敦颐一生人格的写照，是他内心执著的坚守。爱莲之说包含“清廉”和“有为”两重寓意，周敦颐一生皆身体力行。

周敦颐在楼田堡生活到14岁，他的父亲周辅成去世，同父异母之兄周砺往福建上杭伯父处谋差事，舅父郑向派家人带着亲笔信赶到楼田堡，接妹妹郑氏母子到开封与自己一家共同生活。郑向，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举进士，为大理评事，通判蔡州，迁屯田员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试集贤院，除三司户部判官，修起居注，迁度支员外郎、盐铁判官，出为两浙转运副。疏浚润州蒜山漕河直达大江，人以为便，以功擢右制诰，出使契丹，再迁兵部提点诸司库务。后任直史馆修撰，率陆轸、郑戬等名流修《起居注》。以龙图阁直学士致知杭州，卒于任。其一生最为人钦仰处，就是培养外甥周敦颐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

在舅父郑向身边，周敦颐得到悉心的照料和尽心的指导，学业益精，进步很快，不到20岁，“行谊早闻于时”，已经名声很大了。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周敦颐正好20岁，郑向按贯例得到一次封荫子侄的机会，他没有把机会留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外甥“试将作监主簿”，担任“将作监”一职的试用人员。“将作监”是北宋初年游离于礼部和工部之间的办事机构，主要掌管祭祀活动，后来又发展成为掌管宫室建筑以及各种异样器用打造的官署。主簿一职始设于汉，历代沿用，但职权各不相同，职事所在，大抵为主管衙门文书簿记，查抄登录钱财出纳之事，类似现代的文秘兼会计。郑向还为外甥媒娶京官陆参之女为妻，当年就为他完婚。然而，就在次年，舅父郑向和母亲郑氏却不幸相继去世，周敦颐为母守制三年。

周敦颐按照母亲的遗嘱，葬母于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郑向墓侧，并借住离墓地不远的鹤林寺，一边守丧，一边读书。这时候，他已经小有名气，当地的一些知名学者如范仲淹、胡宿、胡瑗以及不少有学问的僧道如寿涯、李溉等都与之来往，相互切磋学问，周敦颐的学问与日俱增。

由于龙图阁直学士舅舅去世，失去了在朝廷的依靠，三年过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冬，吏部改派周敦颐为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主簿，由中央调往地方任职。周敦颐24岁，带着仆役前去赴任，并于次年（庆历元年）正月中旬到达任所。分宁在当时可能属于户不满四百而由主簿兼知县的情况，周敦颐怀着满腔的热情在分宁任上，博学力行，果断行事，有条不紊地处理日常事务，审理了20多起案件，皆事实清楚，量刑恰当，原被告都心服口服。当时县里有一个棘手的案件，原有官吏久久判决不下，周敦颐经过一次审讯，就弄明了事情的原委，审理结案，人们无不惊诧。士大夫们更是赞不绝口：“久拖不决的疑案，周主簿一讯即辨，老吏不如啊！”蒲宗孟在《濂溪先生墓碣铭》中称其“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无留”。

不久之后，周敦颐接到调令，前往“湘赣孔道”袁州芦溪镇（今江西萍乡市芦溪区）代理市事征局事务。芦溪是袁州辖区内一个商业繁华的集镇，“市征局”的工作也比较繁忙。但此时的周敦颐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时候，他不顾生活辗转的辛劳，一心扑在工作上，依法办事，机智处事，业绩相当突出。而且，他还有更大的社会理想：兴校办学，教化民众，这也是宋代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除了公务之外，他还以教化当地士子为己任，经常在“公斋”讲授孔孟修身之道，还认真撰写了《论语序》讲议。

庆历四年（1044），周敦颐接受吏部派来官员的考察，被评定为才华突出、功绩卓著，并据此调往南安军担任司理参军。“军”是宋朝的地方建制，上一级是“路”，路下为府、州、军、监，再下一级为县。府、州、军都设有具体办事机构，称之为诸曹，主管官员称参军。周敦颐的司理参军一职，掌管案件复核事务。南安军属江南西路，等同下州，管辖大庚、南康、上犹三县，治所设在大庚县。28岁的周敦颐被调往南安，大概是考虑到用其善断狱讼、热心教化之所长。周敦颐也不负所望，在南安短短两年时间内，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工作有声有色。

当时，狱中有一个囚犯，按照条例不该判处死刑。但是转运使王逵恣意行事，为政苛暴，坚持要治此人死刑。转运使是主管钱粮转运的官吏，在州县各司中权力最大，“一路之事，无所不总”，而且“专举刺官吏之事”，有总揽事务、举荐弹劾官员的权力，地方官员都不敢得罪。周敦颐却将一己利害置之度外，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王逵坚决不许。周敦颐对这种玩权弄法的行为极为愤慨，将记事本丢在地上，又将告身（委任状兼工作证）掷给王逵，大声说：“用杀人的办法来讨好别人，这样的事情我不干！”还好，王逵并非全然不明事理的人，周敦颐的愤怒让他清醒了下来，最后还是依法免除了囚犯的死刑，并向朝廷极力举荐周敦颐。

在南安，周敦颐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收“二程”为徒。庆历六年（1046），对儒学颇有研究的兴国县令程大中调任南安通判，一见周敦颐，就觉得“其气貌非常人”。通过交往，更认为周敦颐深得儒学要旨，且有独到见解，不仅学问高，而且人品更是值得钦佩。于是决定让自己两个天资聪颖的儿子程颢、程颐拜周敦颐为师。那一年程颢15岁、程颐14岁，兄弟俩生得眉清目秀，问之以孔孟之道，皆能对答如流，热衷教化的周敦颐遇到这般聪颖的后生晚辈，心里十分欢喜，公务之余，倾平生所学，悉心教导。二程也是学而不厌，大为精进。程颢自谓“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

因为王逵的举荐，周敦颐在而立之年得到一个出任县令的机会。庆历六年（1046）冬天，他离开工作了六年的江西，到湖南郴州担任郴县县令。他把自己一贯的工作作风带到了湘南，“博学力行，遇事果断，有古人风。”明《万历郴州志》这样评价他，“政事精密，严恕务尽道理。”清《重建郴阳濂溪书院记》说他“移郴令，劝农桑，兴学校，以道学倡士，士皆从化”。周敦颐办兴校办学当成自己行政的重要任务之一，到郴县的第二年，就在当地名胜“鱼峰山”修建了校舍。郴县是州府所在地，地缘所近，周敦颐办深兴教的举措很快传到了知州李初平的耳朵里，这位上进心很强的顶头上司，虽是武官出身，读书不多，但为人正直，待人谦和。在周敦颐面前不摆上司派头，还主动要求听周敦颐讲学，诚心拜周敦颐为师。周敦颐发挥诲人不倦的精神，政事之余，每天都抽出时间给李初平讲学。遗憾的是，坚持了一年多，李初平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周敦颐怀着十分痛惜的心情，将李初平的灵柩护送到李氏家乡安葬，并挑起照顾其所遗孤儿寡母的重担。

皇祐二年（1050）郴县任期届满，周敦颐改任桂阳令，治所在今湖南汝城，条件不如郴县。周敦颐在桂阳干了四年，在艰苦的条件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宋史》），得到朝廷赏识，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通过考核，获得“大理寺丞”京官头衔。调往南昌，任洪州南昌县知县。南昌县与周敦颐初仕时任主簿的分宁县同属洪州，时隔十年，很多人对这位处理疑案案件“一讯立决”的主簿还记忆犹新，听说他又回到洪州，南昌县的人高兴地说：“这下子我们有个可以诉说冤情的知县了。”那些有不轨企图的人相互告诫：大家要听从教导，不要再干作干犯科的事情了。百姓害怕犯罪，官吏以贪污为耻，民风吏治为之一振。“其身正，不令而从”。周敦颐为官勤政为民，为官廉洁，兴学办案，以诚为本，留下了很好的治绩和声誉。

嘉祐元年（1056），周敦颐40岁，头衔由“大理寺丞”迁升为“太子中舍签书”，被皇帝御笔钦点派往合州（今重庆合川）任代理判官，以后又做到通判，主持审理案件的相关文书，斟酌可否，再向上级汇报。因为办事干练，在郡四年，同僚心悦诚服，大小事务不经过周敦颐的手，官吏不敢定论。也许因为在官府总理诸多事务，宵小妒贤，有人向周敦颐的顶头上司人称“铁面御使”的转运使赵抃打小报告，说周敦颐独断专行，赵抃听信谗言，对周敦颐“力遏而绝之”，待之甚严，处处为难。但周敦颐自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胸怀磊落，毫不在意。后来，赵抃了解了事情真相，反而与周敦颐成为挚友。

在合州，周敦颐把办好州学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说服乡绅张宗范捐出私家花园作为校舍，并邀请张宗范主持学政，广招学生千余人，不论贫穷富贵，只要天资聪慧，都一一收录。又遍请天下文人学士前来讲学，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都曾应邀前来。一时之间，合州学子读书求进蔚然成风，人才辈出，多人考取进士，州学名声大振。张宗范也由地方乡绅变成开明绅士，成为北宋乡绅的楷模，聘请能工巧匠在山顶修筑了一座八角亭以作纪念，并请周敦颐题写匾额。周敦颐挥毫写下“养心亭”三字，意味深长地解释：“人，贵在养心也。”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养心亭说》，寄给张宗范刻于亭内。其文曰：“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多欲，虽有存焉者亦寡矣。予讲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嘉祐五年（1060），周敦颐合州任满，离渝进京（开封）。六年，得国子博士头衔，迁下辖十县的大州——虔州（今江西赣州）通判之职。这是周敦颐第三次入江西，取道九江庐山，见庐山风景之美，回想起故乡濂溪山水，一别30年，不禁感慨万千，于是起意卜居庐山，筑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并命名书堂门前的一条小溪为濂溪，还和朋友潘兴嗣相约，退休以后在此咏歌赋诗，“歌咏先王之道”。到了虔州以后，周敦颐受到了顶头上司、也是曾经听信谗言给他穿过“小鞋”的顶头上司赵抃的热情迎接。赵抃钦佩周敦颐“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的风范，周敦颐敬重赵抃“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秉性，两人又都是有学问、重教化的人，共治一州，志同道合。他们一起创立了“清溪书院”（后改为“濂溪书院”），并在书院传道授业。当地士子负箧前往，孔孟之道，心性之学，惠及边鄙。不久，赵抃被征召回开封充侍御史知杂事，周敦颐兼管虔州一地政务。

嘉祐八年（1063），周敦颐与余杭（今杭州）钱建侯、四明沈希颜一同到自己治辖的雩都（今于都）罗田崖游览，在华严禅院，应长老请求，周敦颐等在此题名赋诗。随后，雩都县令沈公在罗田崖修建濂溪阁，山顶有高山仰止亭，并恳请周敦颐题铭。这年五月，荷花绽放之时，周敦颐挥毫写下心中酝酿已久的千古绝唱《爱莲说》。“舂陵周惇颐撰，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抟篆额。嘉祐八年五十五日江东钱拓上石”，第一时间勒石发布于罗田崖濂溪阁。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冬，周敦颐下县巡视时，虔州民间失火，赤焰张天，浓烟盖地，烈火窜行，焚毁房屋千余家。朝廷追责，传文将周敦颐移调至偏远荒僻的湖南永州。周敦颐本无直接责任，却并不为自己申辩开脱，认为灾难发生在自己治城范围，难辞其咎，甘受责罚。虽然这次调动带有惩罚性质，但对周敦颐来说亦非坏事，永州与他的家乡道州山水相连，正好可以慰藉他三十年宦游的绵密乡愁。在赴永州途中，周敦颐回庐山居所小住一段时间，还沿途拜访了多位朋友，于治平二年除夕达到永州。并即刻给家乡的父老写信，准备来年春天回家拜望。他的侄儿周仲章，得到消息，赶来州衙探望，周敦颐一首《任所寄乡关故旧》：“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得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让侄儿捎回老家，向父老乡亲陈述自己多年宦游的情况和不变的“儒酸”性情。

治平四年三月，周敦颐带着家人回营道扫墓，看望乡亲，对家中的祖坟、祖业进行了处置，将36年前离开家乡时留下的十几亩薄田正式移交给望守其家的族人周兴，作为请他常年守墓地的报酬。或许是有感于世俗工巧，在永州期间，他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短文《拙赋》：“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承接道家弃智绝圣、返璞归真思想，诠释自己向往上下安顺、风清弊绝的理想追求。

这一段时间，他的京官头衔得到了意外的晋加。英宗即位，加虞部员外郎；朝廷行合享礼，晋比部员外郎；神宗登极，封尚书驾部员外郎。八月，知天命之年的周敦颐离开永州，到比邻的邵州代理知州。他首先去孔庙拜谒先圣，发现州学与孔庙合一，地势低洼潮湿，狭隘压抑，夹在监狱与仓库之间。就立即作出决定，择地迁学。在同僚协助、乡绅捐助下，很快就建成了新的州学，并广招生徒，讲学兴教。州学新迁，他专门写了《邵州新迁学释莱祝文》和《告先师文》。各方面反响甚佳。

熙宁元年（1068），在对其有深入了解的老上级赵抃和先后做过多年宰相的名臣吕公著合力推荐下，朝廷任命周敦颐任广南东路（今广东）转运判官，旋去就职。熙宁三年，又以虞部郎中衔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掌管辖区内案件复核，以纠误判，并处理久拖不决的疑难案件，还兼有对官员举荐弹劾的责任。有一次，他巡察出产端砚的端州，得知当地人对在任知州杜谘以权谋滥采端溪石极为不满，就上报朝廷，查处脏官，并请求朝廷下发禁令：凡在端州供职的官员，取砚石不得超过两枚。他的建议得到批准，从制度上进行约束，收效显著，贪风顿息。他尽心职事，不辞辛劳，足迹踏遍广东的山山水水，到过潮州、端州、惠州、肇庆、韶州、南恩州等地，以“洗冤泽物为己任”、求“一方因惠尽均匀”，岭南人民对他深怀敬仰。

不幸的是，熙宁四年（1071）夏，周敦熙因深入荒崖绝岛、瘴疠之乡而染病。同时，又得到葬于丹徒漕河边上的母亲葬茔被水冲击的消息，于是请求调往南康军任知军职事。八月到南康军上任，十二月蒋母亲之墓从润州迁往江州德化濂溪书堂附近的三起山。完成了这桩大事之后，周敦颐慨然叹道：“勉强支撑病体来到南康，只是为了改迁母葬，难道还要因疾病而愧对这身官袍吗？”于是上交官印，请求离职，主动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仕宦生涯，回到庐山脚下的濂溪小筑，归隐山林，潜心钻研理学，并讲学于濂溪书堂，过了两年无官一身轻的自在日子。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病逝于庐山，享年57岁。

一代大儒为他一生的爱莲之说画上了句号。

第三节 理学开山

理学即道学，穷理明道之学。道，本来指所走的路；理，即玉石的纹理。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才能通达；顺着纹理雕刻，才不至于毁坏玉石，才能成器。道学、理学也就指研究宇宙人生规律的学问。宋明理学内容庞杂，分支很多，就宋初庆历至熙宁二三十年间，已先后形成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但是，几个派别并立的时间并不长，终归以二程为代表的学说成为主流。到南宋，朱熹、陆九渊是其传人。至明代，又出现王阳明。二程的学问自周敦颐而来，他们曾师事周敦颐，并终身受其影响。因此，二程的隔代弟子朱熹，推周敦颐为理学开山鼻祖。

周敦颐于理学的开创之功，首先是授受“二程”。这是庆历年间周敦颐任南安军（江西大庚）司理参军时候的事，二程之父程大中，自兴国县令调任南安通判，发现周敦颐学问高明，让二子拜其为师。周敦颐教授二程孔孟之道，“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门人吕大临《东见录》），程颢“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程颐为程颢所作《行状》）。周敦颐离开南安任郴县令，二程还随师往郴求学。他们从周敦颐那里学习“孔颜乐处”，领悟“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精髓。颜子追求成为圣贤之道，以内圣外王为目标，从而达到见大而心泰，心泰而无不足的平和心态。达到这种心境后也就有了精神上的愉悦，无论处富贵贫贱都一样。二程对此心领神会，行奉终身。周敦颐的主要著作《太极图说》与《通书》，其内容为程氏吸收，其流传也与程门有关。周敦颐爱护自然环境、顺应自然、乐观生物气象、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理想境界，也为二程所继承。《二程集》中所记录程语中就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观驴鸣，亦增如此也。）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程颢“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二程还将周氏的观生物气象上升到“仁”的高度，认为只有做到“仁”才能天人合一，才能浑然与物同体，也才能做到通。理学得二程发扬光大，而成为显学。“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这是明清之际著名的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肯定评价。

其次，举办书院、官学，大兴讲学之风。周敦颐在三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用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兴教办学的千秋伟业之中，他一面做官，一面潜心儒家学说的创新和教授，即是一个官员，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先圣孔子为榜样，力图复兴儒学，施行孔子之道。在《邵州新迁学释莱祝文》宣称：“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施其道，泽及生民者，代有之”。在郴县为县令时，“至县，首修学校，以教人”（度正《濂溪先生年谱》）；在合州五年，与士大夫广为交结，“士之从学者甚众”。在邵州代理知州时，更是大开讲学之风。当时的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学记》中称赞他“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故其所设施，卓卓如此。异时宋文书周君之善，以为后世法，未必不以邵学为先。”已奉周敦颐为一代儒学大师，应当青史留名。他不求升官发财，在艰苦清贫的条件下，把微薄的收入投到建校兴学上，亲手创了四家书院，即修水濂山书院、芦溪宗濂书院、鱼峰山郴县书堂和庐山濂溪书堂。而且办、教结合，既是学校析创办者，又是一名优秀的教师。他的讲授极富启发性，有着神奇的魅力，常令学徒为之倾倒。程颢十五六岁时听了他的课，即下定决心放弃举业，一心追求成圣之道。王安石是一位认识深刻有独到见解的人，中年与周敦颐相遇时已经号称通儒，两人一谈就是几天几夜，回去以后还细细品味周敦颐的言论，以至于废忘寝食。一介武夫李初平，作为周敦颐的顶头上司，年近古稀，还拜周敦颐为师，学习道理。周敦颐办学兴教，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后来的书院、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再次，著书立说，传播道理，佳惠后学。北宋以文立国，是一个讲求道理的时代。宋太祖在建立宋朝之初，经常和宰相一起探讨治国安邦的道理，他问宰相赵普：“世界上究竟什么最大？”赵普没有按封建王朝“皇权最大”的思路去回答，而是出人意料地回答：“道理最大”。的确，权力、利益、亲情、关系，这些都不小，但都不是最大的，天地间惟有“道理最大”。制定政策政令，要讲道理，要有依据；处理政务要讲道理；收税、办案要讲道理；就算是处理日常事务，判断人事是非，解决民事纠纷，都得要讲道理。不做没有道理的事，是为政的基本起点。做任何事，都应该先问有没有道理。凡事必问道理，先问道理，问清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道理。穷理明道的理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而天地间最大的道理，自然是宇宙人生的规律，只有掌握并顺应宇宙自然的规律，方能真正做到“天人合一”。周敦颐以儒家理论为核心，吸收佛、道对宇宙生成模式的认识成果，援佛、道入儒，拓展了理学思想领域，并融合《周易》《中庸》以及道佛思想，提出宇宙人生的发展模式，并用“无极”“太极”“动静”“道”“诚”等一系列概念进行描述，开启了理学的新天地，而且身体力行，度己度人，顺理成章地成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

朱熹认为《太极图》是周敦颐“自得于心”的独创，同时也承认周子之学“也须有所传授”。猜测周敦颐可能因为岳丈陆诜的关系，与全真教南宗创始人张伯端接触，获得道教太极图并加以改造创新。因此，周敦颐创制的太极图不仅有易学依据，也有道学渊源。

太极图，就是一个“象”。周敦颐试图用图象的方式表达宇宙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传达一种《周易》所强调的“生生之谓易”的信息，用来彰显儒家所称赞的天地“生生之德”，也就是解释宇宙间存在的秩序——“天理”。万物要“生生不息”保持延续下去而不中途断掉，就要有必须的秩序。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各自按照各自的天然本性生长发育——各遂其生，就要有规则、有规矩。不然，不同事物甚至同类之间，就会互相干扰，就会因为争抢生存的机会和空间而互相戕害。人为万物之灵，人间社会更需要建立健康的秩序。

《太极图说》从字面上看，就是对《太极图》的解说，全文只有249字：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养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如果说《太极图》是呈“象”，那么《太极图说》则是立“意”，就是用文字对太极图作一个宏观性的说明。周敦颐首先阐释了宇宙万物的生化过程和生成原理，也就是从“太极”（“无”），走向阴阳分离交合、然后生出五行，——构成万物的五种要素——水、火、木、金、土，而后由“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原则，生出无数的阴阳分离的个体，然后再由这些个体捉对交合，生出世间万物，以致“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接着，周敦颐强调，人是宇宙的精华、是万物的灵长，人要有人的活法。他提出“中正仁义”的原则，要求“主静，立人极”。所谓“主静”就是“去人欲”（“无欲故静”）。“立人极”就是确立维护人类社会生活健康秩序的优良法则，即“圣人之道”。宋明理学两个最重要的术语：“天理”和“人欲”，亦由此衍生。

周敦颐另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通书》，亦称《易通》，是一部解《易》的书，十分简约，只有2800多字。跟《太极图说》大讲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天道方面的内容不同，《通书》格外重视圣人之本、道德修身、礼乐刑政等人事方面的内容。周敦颐有所选择地引用《周易》中的若干经文，进行阐述发挥，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还容纳和贯通了《中庸》中“诚”的思想，涉及儒家其他经典的一些容。历来理学家们极度推崇《通书》，宋时的胡宏说“此一卷书，皆发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诸子，直以《诗》《书》《易》《春秋》《语》《孟》同流行乎天下。”将之与儒家经典并列。

《通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阐释个人的内在修养。全书40章中有17章是论述有关修养问题的。儒家提倡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认为修养的目的就是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周敦颐将伊尹、颜渊树立为外王的典范和内圣的楷模，积极向善的榜样。说“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之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有失于令名。”同时周敦颐还树立了一位能迁善改过、闻过则喜的样板，就是仲由。“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悔也。”《通书·幸第八》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仲由闻过则喜的精神。

周敦颐在《中庸》和李翱“诚”说基础上，将《中庸》道理又翻新谱，援佛道入释，创立了以“诚”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其基本特征就是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通书》全书展示了其以诚为中心的理学思想，其首章《诚上》即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干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周敦颐把《易传》和《中庸》熔于一炉，以《易》《庸》互训的手法，论证了“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诚首先是天之道，然才是人之道。人之诚根源于万资始的“乾元”——天之道。而且，诚是仁、义、礼、智、信诸道德规范的根本，是人伦道德的总汇。诚是圣人之本，是人伦道德的理想境界。“圣，诚而已矣”；“诚者，圣人之本”。

周敦颐建构宇宙本体论，并非一般地探讨宇宙的本质，而是为了让儒家伦理观念上升到一般普遍认识信条，为儒家伦理思想寻找哲学依据。他先建立宇宙本体而后建立心性本体，在沟通天人关系之后，由内而及外，立体而达用，层层推进，最后由心性内圣导出经世外王，以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即封建社会的有序和谐。他认为“诚”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前提：“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把治天下的社会理想归其要于诚，提出了著名的“顺化”思想：“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

周敦颐将“诚”和“静”二者是紧密联系起来。学圣要诚心，诚心要主静。主静的观点贯穿于《太极图说》和《通书》。《太极图说》有云“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宇宙生化有“太极”这样的概念，根据天人相应的观念，人世也有与之对应的“人极”概念。拥有中正仁义这样美德修养的人为圣人，也就是“人极”。圣人无欲，动静得体，因而行事中正。针对人心多存杂念，常被物欲所牵引，不能摄心主静，周敦颐提出“无欲主静”的命题。人只有无欲，才能静心，才能达到诚 立明通的境界。《通书·圣学》云：“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静是无欲而自然形成的心境，不是任何外来力量强制所成的表面现象；静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无欲主静”与后来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是不同的。周敦颐的无欲并非完全虚无，“一者，无欲也”，反过来说，他的无欲是一。无欲是对个人欲望的一种引导，一种控制，让它向高尚的圣贤看齐，与天地合其德。

周敦颐主要蕴于《太极图说》和《通书》中的理学思想，经由二程的传播，对后世理学家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并影响中国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通书》全文如下：

《通书·诚上第一》：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通书·诚下第二》：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通书·诚幾德第三》：诚无为，幾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

《通书·圣第四》：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幾也 。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幾微故幽。诚、神、幾，曰圣人 。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通书·慎动第五》：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

《通书·道第六》：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岂不易简？岂为难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通书·师第七》：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通书·幸第八》：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

《通书·思第九》：《洪范》曰：思曰睿，睿作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又曰：“知几，其神乎！”

《通书·志第十》：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通书·顺化第十一》：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通书·治第十二》：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通书·礼乐第十三》：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通书·务实第十四》：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小人则伪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

《通书·爱敬第十五》：有善不及，曰：“不及则学焉。”问曰：“有不善？”曰：“不善则告之不善，且劝曰：‘庶几有改乎，斯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则学其一劝其二。有语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恶也？’则曰：‘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不改，为恶恶者。天恶之。彼岂无畏耶？乌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众善，无弗爱且敬焉。

《通书·动静第十六》：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

《通书·乐上第十七》：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燥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矣！

《通书·乐中第十八》：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只格，鸟兽驯。

《通书·乐下第十九》：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

《通书·圣学第二十》：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书·公明第二十一》：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

《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阙彰阙微。匪灵弗莹，刚善刚恶，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为万；万一各正，大小有定。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通书·师友第二十四》：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者得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

《通书·师友下第二十五》：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

《通书·过第二十六》：仲由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

《通书·势第二十七章》：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极重不可反。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通书·文辞第二十八》：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通书·圣蕴第二十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然则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圣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闻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通书·精蕴第三十》：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蕴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通书·干损益动第三十一》：君子干干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干之用，其善是，损益之大莫是过，圣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动”。噫！吉一而已，动可不慎乎！

《通书·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冶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

《通书·富贵第三十三》：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

《通书·陋第三十四》：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通书·拟议第三十五》：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通书·刑第三十六》：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赋灭无伦焉，故得刑以冶。情伪微暧，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讼》卦曰：“利见大人，”以刚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狱”。以动而明也。呜呼！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通书·公第三十七》：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通书·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其惟孔子乎？

《通书·蒙艮第四十》：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则渎矣，渎则不告也。山下出泉，静而清也。汨则乱，乱不决也，慎哉，其惟时中乎！艮其背，背非见也；静则止，止非为也，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第四节 光耀千秋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是承接着千载有余的圣贤之道。

在周敦颐有生之年，名气已经很大，但那主要还不是一个理学家的名气，更多的是一个能吏、一个正直者的名气，一个具有仙风道骨、不眷恋世间荣华富贵、志在山水之乐的洁身自好者的名气。虽然得到了当世闻达，如赵抃、吕公著（宰相政要），苏轼、黄庭坚（文化精英），蒲宗孟、潘兴嗣（社会名流）等人的推崇，仍然没有攀上道学宗主的位置。直到南宋以后，理学逐渐发展定型，得到体系内的精英们普遍认同与看重，周敦颐才真正走上神坛。

第一个看重周敦颐的大理学家是二程的隔代弟子、湖湘学派创始人、闻名当时和后世的“春秋学”专家胡安国。胡有一个弟子叫做向子忞，曾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担任道州知州，后来被诬陷而免职。绍兴二年（1132）秋天，胡安国问向子忞道州一带有无关于周敦颐的遗迹留存，有无轶闻流传。向子忞回答说：没听说过。道州家乡似乎并没有足够重视周敦颐的学术成就，或者说周敦颐的名气当时还没大到使家乡人把他当作是乡井的骄傲。胡安国告诉向子忞，周敦颐很了不起，对孔孟儒学有很深的造诣，是二程的老师，希望他有空闲多读周敦颐的著作。向子忞受到老师的提示，“后读《河南语录》，见程氏渊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周敦颐）学问极高明”。绍兴二十九年（1139），向子忞再知道州，于是就在道州修建了周濂溪祠，并请胡安国弟子胡铨作序，这可能是国内第一个有关周敦颐的祠堂。

接着，胡安国的季子、胡寅的弟弟、大理学家五峰先生胡宏大肆宣扬周敦颐。胡宏为理学家张载的著作《正蒙》作序：“是以我宋受命，贤哲乃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第一次把周敦颐纳入超大号的“贤哲”队列，将之与二程等人共同贴上“北宋五子”的标签。而且，周敦颐排在最前面。这是道学领袖的论定，表示道学系统内对周敦颐的首次肯定，同时也是最高肯定。加上胡宏《周子通书序》中的说法，共同构成了胡宏对周敦颐的赞誉。因为，胡宏是当年天下第一的道学或者理学领袖，“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右”（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是南宋之初第一个真正像样的理学学派，也是最正统、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派——湖湘学派的精神领袖和学术宗师，是天下理学学者向往的北斗、仰望的泰山，其对周敦颐的超常规推尊，毫无疑问地得到当时社会承认，成为共识。

也正是由于胡宏的高格调鼎力推尊，使得周敦颐的名声从此大噪。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的儒学宗师级学者、湖湘学派的领袖张栻，接续恩师胡宏的步调，进一步推举和尊崇周敦颐：“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推本太极，以及乎阴阳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为至灵，而牲之为至善。万理有其宗，万事循其则。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王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是复明。”（《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指出周敦颐在孔孟离开这个世界千年之后，通过残缺不堪的经典片段，发掘出孔孟的真实而良苦用心，重新找回了早已被世间遗忘的孔孟之道。因为有了周敦颐，人们才知道人为万物之灵，不是普通的动物，人拥有至善之天性。世间的政治应该遵循宇宙间至大至公的法则，而不能仅仅凭借统治者的么欲行事。只有依循天理，遵循宇宙法则，人间世务才能走上正轨，才能具有正当性，万事万物才能各得其所、各获其安。至此，周敦颐开始享誉天下。

受好友张栻的影响，大理学家朱熹，亲自重新编订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进一步强化对周敦颐的推崇。朱熹极其看重周敦颐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在注释《太极图说》和进一步阐发周敦颐“太极”思想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对周敦颐思想的普及和深化上，起到了不容低估的重要历史作用，把周敦颐的学问和思想研究推向了纵深的层面和阶段。由于朱熹“举天下无不在下风”的特殊思想、学术地位，他的大力推尊，使得南宋思想学术界对周敦颐的推崇一浪高过一浪。在朱熹的大力弘扬之下，朱门弟子——闽学一系开始极尽所能地推崇周敦颐，浙东学术领袖吕祖谦、江西心学一系陆象山兄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至晚宋时代，蜀中大理学家魏了翁也努力推尊周敦颐，使之在四川地区红极一时。

在理学系统内部肯定周敦颐，并将其不断向文化界和全社会推广的同，理学家们也在为周敦颐获得官方认可而努力，自觉不自觉地掀起了一场持续整个南宋一朝的尊崇道学的社会政治运动。最早是绍兴七年（1137）胡安国对陈公辅要求禁止程颐之学的抗疏，接过胡安国的火炬，其侄儿胡宪的弟子、深受湖湘学派思想影响的福建理学家魏元履于乾道四年（1168）再度上书朝廷，继续为诸贤请求谥封。沉寂了半个世纪后，嘉定七年（1214），张栻和朱熹的私淑弟子、时任潼川路转运使的大理学家魏了翁，止书宁宗皇帝，再度为包括周敦颐在内的诸贤求谥封。魏了翁声称，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对于拯救世道人心、帮助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都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由于魏了翁等大理学家的努力提倡，天下儒者的积极参与，周敦颐终于在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与张载、程颢、程颐一起，得到朝廷的谥封，周敦颐被赐封为“元”，后世遂称“周元公”。张载被赐谥为“明”，程颢被赐谥为“纯”，程颐被赐谥为“正”，邵雍则在去世不久即被赐溢为“康节”。时隔20载，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与朱熹等一道，从祀孔子庙，并追封周敦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这次邵雍没在封伯之列。朱熹已于此前先于从祀，而且早在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正月，被追赠为太师、信国公，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又改赠为徽国公。朝廷的认可与民间知识界的普遍推崇，终于使理学成为新时代孔孟精神的象征，理学获得了无比崇高的地位，周敦颐也最后被推上了举世公认的理学开山祖师和道学宗主的崇高地位。从此以后，周敦颐一直受到理学界、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普遍尊重，全国各地普遍建有各种冠之以“濂溪”二字的纪念性祠堂、书字，历经元、明、清而没有改变。

周敦颐走上理学开山的神坛，成为理学鼻祖，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与两宋新儒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有直接关系。宋代以文治国，虽然在宋初时大的意识形态框架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找到准确的运行目标，恢复夏商周“三代”政治，作为社会理想还没有完全得以在实践中彻底落实下来。到宋仁宗后期，宋代的政治才从要求恢复三代之治的“坐而言”状态走出来，尤其以王安石变法为转折点，进入了“起而行”的崭新阶段。但是由于王安石熙宁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起而行”的努力失败，坚持“与君主共治天下”理念的精英们开始反思，认为这是内在的理想不够纯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精英们纷纷从向外的努力转向对自身修为的重新审视，把改造世界的外王思想重新安置在自我修为的内圣基础上，并且一定要使它在内圣的完全性指导和全方位监控之下运行。立正大之志，学纯正之学，成为知识分子对自己更深切的要求，同时也成了他们评判其他人学术是否纯正、是否有真知的标准。而这两项内容，正好在周敦颐的思想中都有明确的体现，理学家们把目关投向周敦颐，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加之五代以来，人文沦替、廉耻丧尽。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序》所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社会动荡，导致人们只剩下本能欲望，而丧失了人作为人的创兴精神，“灭天理而穷人欲”（《礼记·乐记》的一句警告）。所以宋代新儒学振起，提出要遵循天道、天理，节制人欲，这些刚好也可以在周敦颐“立诚”“主静”“去人欲”的思想里找到活水源头。因此，朱熹盛赞“濂溪之学，精悫深密”“《太极》之旨，周子立象于前，为说于后，互相发明，平正洞达，绝无毫发可疑。”《宋史·道学传》称道周敦颐“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黄百家肯定：“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屈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宋元学案》）贺瑞麟评价：“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周子全书序》)

理学的两个最著名的概念“天理”与“人欲”，也是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努力阐释的词汇。“存天理，灭人欲”，是理学最为后世误解、误读的一句话。由朱熹提炼出的这一个警句，被认为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所谓“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并被看成是理学理论的先天缺陷。它由周敦颐“立诚”“主静”“去人欲”思想，衍生而出，但有所不同。“天理”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包含道理、规律、秩序、准则、规定性，既是天之大理，又是物之小理，还是人之道理。天理是自然之理，是万物之常理，是事物本来的规律，是社会之秩序，是人的道理、情理。朱熹并不绝对地否定人欲，认为“天理”与 “人欲”是相对的，正常的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过分的、多余的、甚至是罪恶的“人欲”才是朱熹要灭的“人欲”。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人性，人性就是仁爱之心，但人也是动物，所以人也有动物性，就是说人有时候也有兽性，这兽性就是邪恶之心，也就是朱熹要灭的“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合理的饮食欲望是天理，过分的要求美味就是朱熹要灭的“人欲”。

事实上，“天理”不是扼杀人性的封建礼教，理学的“天理”指的是宇宙法则，也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人欲”也绝不是指人的基本欲望（如饮食男女），而是指那些越出法律与道德边界的不合常理、不正当的欲望——恶性膨胀的私欲。红尘滚滚，人们只有遏制、清除那些恶性膨胀的私欲，遵循宇宙法则，依照自然规律行事，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安宁，才有可能在这个承载力有限的星球上生活得更为长久。这应该是理学的精髓，也是济世的良方。

“人化于物”，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今天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周敦颐所开创的理学思想，针对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