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均为6.9%。两个6.9%都产生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运行都处在合理区间内，但两个数据分别形成于“十二五”收官之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发展条件和运行态势有所异同。前者是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市场预期较为悲观条件下形成的，更多反映出经济周期性回落、调速不失势；后者是经济企稳回升过程中市场信心增强条件下形成的，更多体现为经济恢复性反弹、量增质更优。总的来看，增速相同但形似神离，对应的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均存在差异，增长内涵不完全一样，当前这个6.9%的含金量更高。
二三产业结构不一样
    实体经济加快向中高端迈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占GDP的比重和对增长的贡献有所差异。前一个6.9%，产能过剩引发工业库存积压较重，工业生产萎缩，增加值增长仅6.0%，创近20年新低。服务业增长8.3%，明显快于GDP增速。工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4.3%和50.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5.0%和53.7%。后一个6.9%，虽然去产能加快推动企业补库存，生产趋于活跃，工业增速回升，但现代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拓展，健康养老等幸福产业和新兴服务竞相迸发，压低了工业经济的比重和贡献，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4.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 %。服务经济引领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大需求贡献不一样
    扩大有效需求成效积极，需求结构不断改善优化，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前一个6.9%，外需不振导致出口疲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消费发挥“稳定器”功能，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作用突出，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1.6%。后一个6.9%，外需内需联动，世界经济形势总体趋好，出口连续下降局面得到扭转；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到个数，但补短板带动基础设施投资发力，转型升级提振制造业投资，有效投资呈稳步扩张态势；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消费规模稳定扩张，个性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迅猛，消费主引擎作用更加突显，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4%。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共同发力，三大需求趋向均衡，内需驱动经济发展特征更加明显。

区域经济差距不一样
    地区经济分化中优化与恶化并存，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协调性不同。前一个6.9%，经济普遍下行中地区加剧分化，资源类、重化型产业密集省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东北地区投资降幅超过双位数，与增速最高的中部地区相差26.9个百分点；省份间GDP增速最多相差达8个百分点。后一个6.9%，经济在分化中改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差距缩小，困难地区经济恶化局面得到遏制，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已实现转降为升，投资降幅大幅收窄。四大板块经济联动性互动性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更趋协调。
新旧动能力度不一样
    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新旧动能在经济中规模、比重和释放的能量有所变化。前一个6.9%，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处于起步阶段，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还比较零散，新动能规模较小、比重较低，难以抵补传统动能下降的缺口。后一个6.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过剩行业加快市场出清，传统产业加速改造提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持续升温，新增市场主体方兴未艾，“四新”经济蓬勃发展，工业机器人和电子商务、在线医疗、共享单车等“互联网+”新动能加快集聚扩散，规模比重明显提高。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步伐加快，各显其能、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增长。
企业经济效益不一样
    市场预期和供求关系变化，企业生产经营扩张信心、意愿和盈利能力差异较大。前一个6.9%，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利润负增长，生产越多亏损越大导致企业扩张动力和能力均不足。后一个6.9%，工业走出结构性通缩阴影，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先行指标持续向好，市场需求回暖，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提高到多年难得一见的6%以上，利润增速高达20%以上。企业普遍感觉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发展信心和动力增强，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成为主流认识。
政策支撑条件不一样
    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我国政策主基调未变，但方向进行了微调。前一个6.9%，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我国也连续多次降息降准，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加码，遏制经济持续下行。后一个6.9%，全球五大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均发出货币政策紧缩信号，美联储已连续加息4次，欧洲、日本等零利率、负利率时代也将宣告结束。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优化支出结构的同时，更加注重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稳健的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为稳健中性，广义货币供给（M2）9.4%的增速刷新历史新低。资金紧平衡状态下，宏观动力和微观活力不减，市场主体正在追求更高质量和效益的增长。

    综上所述，两个6.9%不是经济冷热程度的不一样，而是两者面临的宏观动力、微观活力、市场预期和供求关系不一致。虽然后者更多表明经济周期在变化、结构在优化、质量效益在改善，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困难和矛盾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如果说在前一个6.9%形成过程中更多发挥的是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遏制经济下行势头，促进经济平稳运行。那么在后一个6.9%的基础上，就应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更多地化解结构性矛盾，巩固经济“稳”的格局，夯实“进”的基础，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