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渊基

由湖南省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永州市政协、湖南科技学院共同举办的周敦颐遗迹遗址地政协协商协作会议暨周敦颐理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引发广泛响应，掀起了周敦颐理学文化研究的又一次高潮。

周敦颐理学文化在中华思想史上有“破暗”之功。朱熹《邵州特祀濂溪先生祠记》说，从尧舜禹到孔孟二千余年，屡明屡晦；从孔孟到周敦颐一千五百年，大多数时候是晦暗的，“其明者不能以百岁”。故黄百家言：“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宋以后“圣学大昌”的原因，首先归结于“元公崛起”，在于周敦颐“破暗”。陈来先生认为，周敦颐是开创宋明理学的北宋五子之一，又是二程的老师，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宋五子中惟周子著书最少，而诸儒辩论惟周子之书最多”，这充分说明了周敦颐广泛的影响力。与会学者认为，周敦颐以儒为本、化道归儒，直接采用原创的哲学著述形式而非传统的经学注疏形式来表达其“无极而太极”的宇宙论、以“诚”为本的人生观等，从世界本原的理论高度将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普遍化、绝对化，赋予传统儒学新的生命力。

周敦颐理学文化的“太极”建构了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与会学者认为，周敦颐认为“太极”既是“本源”，又是“本体”，朱熹吸收“太极”为“本体”的意蕴，继承周敦颐“太极”即“性”的观点并予以发展，提出“性”显“太极”之说，由此进一步为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予以证明，以此为基础，朱熹又将《通书》中的“诚”与“太极”联系起来，以“太极”为“体”，以“诚”为“用”，建构出一个以“太极”为“本体”、贯通天人的思想体系。从易学上看，朱子以理学本体论为基，将伏羲先天易学、易学、周敦颐以易为纲领所作《太极图说》几者串联起来，建构了一条以“太极”为中心，以理学为根柢的易学道统谱系。与会学者通过文献考证，认为在周子创图和朱子定图的过程中产生了早期和未定之图，又因为后人对这些图进行主观的修订导致图的样式更加多样，并且文献传播技术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太极图》流传的样式愈加复杂，可击破近千年来用伪证据支撑的《太极图》非周子自作之说。

周敦颐理学文化成为后世理学诸儒的源头活水。陈来先生认为，周敦颐对于二程影响绝不止于“孔颜乐处”与“曾点气象”。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里面还说：“先生之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概然有求道之志。”这说明了，二程后来成为圣人，也是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志向，人生方向。从胡宏、张栻开始，程门后学纷纷将宋明理学的源头追溯到了周敦颐，当时湖湘学派盛极一时，被称誉为“道南正脉”，而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也成为理学圣地，朱熹慕名而来与张栻相与讲学，成为学界一大盛事。明儒曹端在把握周子治学基本旨趣的基础上，通过对朱子注解的补充完善表达了自己对周子思想及理学发展的独到见解，他始终秉持着对周子先《易》后图的知识建构的诠释思路，既返归理学问题中的太极传统，对朱子后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又立诚为本以把握圣人之道，凸显了“诚”在周子思想中本体、工夫、境界的合一。

周敦颐是被忽视的教育大家。周敦颐的教育思想强调道德修养与知识学习的结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教育原则，旨在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其思想不仅对朱熹、王阳明等后世教育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现代教育理念和实践仍具有启示意义。与会专家认为，周敦颐“以德充贵”的师道观、“立人极”的德育观、“立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的学习观与当下做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主题相契合，广大教育者应积极汲取周敦颐的教育智慧，以德充贵，坚守立德修身底线，以仁立人极，树立敬业立学目标，以诚志学，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展现新时代教育者的精神风貌，争做新时代弘道的大先生。周敦颐人格教育观以“学为圣人”为主线，明确了人格教育的目的、内容与任务等，围绕人格教育的核心，阐述了“天下归仁、淡泊名利、廉洁奉献、以德崇贵”的人格教育理念，这对发展现代教育、推进德育教育改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周敦颐理学文化传承发展重在促进其应用转化。与会学者认为，应重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应用，注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充分开发利用各地的周敦颐理学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推进周敦颐理学文化的应用转化，促进周敦颐理学文化与旅游和乡村振兴的融合，推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周敦颐是公认的儒家理学先驱、湖湘学派鼻祖，但人们很少认识他还是廉洁文化的发扬光大者。他的《爱莲说》，用文学的语言诠释了廉洁文化的宗旨；他的《通书》《养心亭说》《太极图说》等，用哲学的语言阐发了廉洁文化的要义。更值得称颂的是，周敦颐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为政一方清正廉洁，践行廉洁思想，为后人树立了光辉典范。